我刚调任市委副书记,凌晨三点接到省委组织部长的电话:明早九点参加紧急会议,做好换岗准备。
凌晨三点,手机在床头柜上连续震动。陈砚从浅眠中惊醒,看见来电姓名,立刻坐直了身体。 电话那头没有寒暄。省委组织部长的声音低而清醒:“明早九点参加紧急会议,做好换岗准备。” 陈砚握着手机,第一反应是自己履新市委副书记才十一天。桌上那摞任职材料甚至还没拆完,难道这十一天里出了什么他尚不知道的问题? 他问:“是我工作上有什么不妥吗?” “不是讨论你的去留评价。”对方停了一下,“临江市化工园区出了事故,原处置负责人已经无法有效履职。具体安排,会上宣布。” 电话挂断后,陈砚没有再躺下。他打开台灯,刚翻开任职材料,屏幕上便跳出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图片。 那是一张遮住患者姓名的急诊登记表,左侧留着十七个抢救编号。图片下面又附着一张新闻截图,临江市发布的消息写着:三人轻伤,现场已得到控制。 陌生号码紧接着发来一句话:请找人核验,天亮要统一换表。 陈砚回拨过去。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,背景里有推车滚轮声,也有压抑的哭声。 “你是谁?”他问。 对方呼吸很急:“我在市一院急诊。姓名不能说,至少现在不能。你只看编号,十七个不是三个人。” “编号可能包括重复登记、转诊和留观。我不能仅凭一张照片下结论。” “所以我才请你核验。”女人的声音短促起来,“四点半交班,旧表会被收走。你要是也只问我是谁,那就不用来了。” 陈砚看了一眼时间:“先别挂。你现在还在医院吗?” “在。” “有没有人身危险?” “暂时没有。可有些人等不起。” 陈砚让她保留原图,不再转发,也不要与任何人争抢材料。 他随即拨通省政府总值班室,通过值班渠道报告统计异常,请求先行核验医院接诊数据和事故现场伤亡口径。 值班人员记录得很细,却没有给出任何承诺,只说线索将立即上报,并提醒他九点前不要自行对外表态,准时参加会议。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,他没有再收到陌生号码的信息。天亮时,临江市又更新了一次通报,伤情数字仍是三人轻伤。 八点四十分,陈砚走进省委小会议室。桌上只有事故简报、交通图和一份密封的人事文件,没有欢迎程序,也没有履历介绍。 九点开会后,组织部长宣布,陈砚调任临江市委副书记,牵头事故应急协调和善后工作。省应急、卫健、消防等专业力量组成联合工作组,与他同车赶赴临江。 “原来的处置链条为什么不能继续?”陈砚问。 会议主持人答得直接:“现场指挥和信息报送互相冲突,主要负责人突发疾病住院,已有的协调机制压不住分歧。你今天到任,先把救人和核实数字做实。” 陈砚把手机里的两张图片投到屏幕上,没有说这是瞒报证据,只说明来源、接收时间和仍待排除的几种可能。 “我建议赴任后的第一站改为市一院。”他说,“同时请省卫健部门调取院前急救、转运和接诊三条记录,彼此独立核验。” 有人提醒:“临江方面已经安排了综合汇报,现场也在等新负责人。” 陈砚回答:“医院的材料天亮后可能更换。综合汇报可以在车上听,原始接诊记录不能等。” 组织部长看了他几秒,点头:“按这个方案走。专业组拥有必要的调阅权限,但所有判断以核验结果为准。” 十点十五分,车队驶离省城。陈砚坐在中间一辆商务车里,第一次接到临江市常务副市长罗正平的电话。 罗正平语气沉稳:“陈书记,指挥部已经备好完整说明。园区风向复杂,医院的数据也容易受转诊时点影响,我建议您先到指挥部听综合汇报,再决定核查重点。” 陈砚翻着刚传来的伤员转运简表:“你的说明可以先发车上。我到临江后先去医院。” 电话那边静了一瞬,随即笑道:“当然,我们服从安排。我只是担心零散信息造成误判。” “正因为零散,才要找底稿。”陈砚说,“请你不要提前替医院整理,让他们按接诊时的原样准备。” 挂断电话,他叫来联络员:“通知市一院,封存昨夜至今的急诊登记原件、修改记录、救护车交接单。可以继续救治,但不能覆盖旧表。” 联络员确认后问:“以联合工作组名义,还是以临江市委名义?” 陈砚望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路牌:“两个名义都写。省级专业组负责核验,我负责让他们进得去。” 消息发出不到五分钟,陌生号码再次亮起,只发来七个字:他们开始收表了。 陈砚把手机递给卫健组负责人。前方路牌显示,距临江市一院还有四十七公里。 车队抵达市一院时,急诊楼外停着两辆没有标识的中巴。几名工作人员正把纸箱往车上搬,见联合工作组下车,动作同时停住。 卫健组负责人上前核对封存通知。纸箱里不是病历,而是行政档案,但其中夹着一沓刚打印的急诊汇总表,页脚时间是十分钟前。 医院副院长匆匆赶来解释:“昨夜情况混乱,我们只是重新誊清。十七个编号包括重复挂号、转诊登记和陪诊误录,实际伤员与通报并不矛盾。” 陈砚没有在门口争辩:“先救治,核对人员分两组进行。原表留在原处,谁经手过修改,分别记录。” 急诊登记系统显示,凌晨一点至三点共生成十七个编号,其中五个已作废,四个标注转诊,另外八个分散在急诊、烧伤科和重症医学科。 医院拿出解释材料,说五个作废号是操作失误,四个转诊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