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·特斯拉机场的候机大厅里，手里攥着那张已经褶皱的登机牌，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过去十二天的每一幕。 候机厅的空调开得很足，冷气打在我裸露的手臂上，激起一层鸡皮疙瘩。我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，她正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，轻声哼着摇篮曲。她的眼神温柔得像一汪湖水，偶尔抬头看向窗外停机坪上的飞机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。 我想起刚到塞尔维亚那天，也是在这个机场，一个同样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帮我指路，热情得让我差点以为走错了国家。 那时候我还天真地以为，所有的善意都是纯粹的。 可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带着标签的。 我叫陆远舟，今年三十二岁，在一家中型外贸公司做市场拓展。这次来塞尔维亚，是为了考察当地的市场环境，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。公司在巴尔干地区的业务一直是个空白，老板派我来探探路。 出发前我做足了功课，查攻略、学了几句简单的塞语问候、订好了酒店、规划了行程路线。同事老周还开玩笑说我这哪是出差，分明是去度假。 我没反驳他，但心里清楚，这次出差对我来说确实有点不一样的意义。 三年前离婚后，我一直把自己埋在工作的沙堆里，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。前妻秦婉清走得很决绝，连房子都没要，只带走了她自己的衣服和那只养了三年的布偶猫。她说跟我过日子像跟一堵墙生活，感受不到任何温度。 我承认，我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。 但我以为，行动比言语更重要。 现在看来，我以为的东西大多都是错的。 就像我以为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会很友好一样。 飞机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，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打开手机翻看这几天的照片。照片里有卡莱梅格丹城堡的落日余晖，有萨瓦河畔悠闲散步的情侣，有斯卡达利亚老街石板路上斑驳的光影。 每一张照片都很美，美得像一幅幅精心构图的油画。 可我的心情却一点都美不起来。 因为我知道，在这些美丽的画面背后，藏着一些不那么美丽的东西。 第一天的记忆格外清晰。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到达大厅，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九月的贝尔格莱德气温刚刚好，二十七八度的样子，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青草味。 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朝我走来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问我需不需要出租车。他的笑容很真诚，眼睛眯成两条缝，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白牙。 我说要去市中心，他立刻接过我的行李箱，一边走一边跟我聊天。他问我是哪里来的，我说中国，他竖起大拇指，嘴里念叨着“Kina, dobro”（中国，好）。 那一刻我心里还挺暖的。 车子驶过布兰科大桥，多瑙河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。司机指着远处的圣萨瓦教堂，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之一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自豪，就像一个孩子在炫耀自己最心爱的玩具。 到了酒店，他帮我把行李搬下来，收费也很公道。我给了他小费，他高兴得连连道谢，临走前还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说如果要用车随时给他打电话。 我心想，网上那些说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不友好的帖子果然是以偏概全了。 事实证明，我高兴得太早了。 第二天我去泽蒙小镇，那个被很多人称为“多瑙河畔明珠”的地方。小镇不大，红色的屋顶层层叠叠，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。街道两旁种满了梧桐树，叶子已经开始微微泛黄。 我沿着石板路往上走，路过一家卖手工冰淇淋的小店。店门口排着几个人，我站在队伍末尾等着。前面是一对年轻情侣，男的留着络腮胡，女的扎着丸子头，两人腻歪在一起，时不时亲一下。 轮到我的时候，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，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。我用英语说要两个球，香草和巧克力的。她点点头，麻利地挖了两个球递给我。 我掏出一张面值500第纳尔的纸币递给她，她接过去找零的时候，无意间瞥到了我挂在胸前的相机带子。相机带上印着一个小小的中国国旗图案，是我出发前特意贴上去的，想着出门在外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形象。 胖女人的表情瞬间变了。 不是那种明显的变化，而是微妙的、几乎难以察觉的僵硬。她的嘴角还是上扬的，但笑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 她把找零的钱放在柜台上，没有像之前那样递到我手里。 我愣了一下，没多想，拿着冰淇淋走了。 后来我才意识到，那是我在塞尔维亚遇到的第一个信号。 一个被我忽略了的信号。 第三天我去了一家当地的旅行社，想咨询一下去诺维萨德的交通方式。旅行社不大，门脸窄窄的，夹在一家面包店和一家花店之间。推门进去，一股混合着咖啡和打印纸的气味扑面而来。 前台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，栗色的头发扎成低马尾，戴着黑框眼镜。她正在看电脑屏幕，听到门铃响抬起头来，冲我笑了笑。 我用英语说明来意，她耐心地给我介绍了几种方案，还拿出地图在上面标注路线。她的英语很好，几乎没有口音，交流起来很顺畅。 聊着聊着，她突然问我从哪里来。我说中国，她眼睛亮了一下，说她去年去过北京旅游，很喜欢那里的烤鸭和故宫。 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。 她甚至给我倒了杯咖啡，说是正宗的塞尔维亚咖啡，让我尝尝。咖啡